北平和平解放
1948年9月，我作为苏联驻北平总领事，礼节性地拜访了傅作义将军。我们知道，傅作义将军是正规军官，毕业于中国最老的保定军校，长时间在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军阀阎锡山手下供职。从1931年起，傅作义在华北绥远省指挥军队作战，由于他不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实行武装抗日，并促进了省内爱国抗日运动的发展，在那里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向华北转移，于1948年12月初神速发起了平津战役，结果攻占了中国著名的工商业中心天津市。随后开始了对中国最大的历史文化中心———北平的40天围困。苏联外交部预见到作战行动将向华北转移，便允许驻北平总领馆花一些钱建立食品储备和购置一台小型柴油发电机，以备城市供电中断时使用。这些预防性措施，采取的是很及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渐渐收缩了对北平的包围圈，城里集中了大量来自华北各地的逃难者。在通向北平要道上的最后战斗阶段，傅作义的20万军队开进了北平城。北平城约有200万居民和3万逃难者，加上这些部队，使得粮食供应状况不断恶化。
这时在傅作义将军和被困在城里的国民党部队司令部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国民党人意识到他们的失败已不可避免，所以把宽广的崇文门大街和东长安街以及与之毗连的空地都改成了城内机场，每天都有运输机飞进飞出。这些飞机给城内运来了粮食，运走了国民党官员、军官、他们的家属和其他害怕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攻入北平的人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天津地区政府军兵团和占领这个距北平140公里的城市之后，傅作义将军加紧了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私下谈判。这时北平开展了要求停止自相残杀的内战和和平交出城市的运动，以避免这个历史文化中心遭到破坏和无意义的牺牲。我携夫人应邀参加了当地佛教团体组织的宗教祈祷活动，呼吁和平解除封锁。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也在居民当中进行了广泛的解释工作，得到了各个阶层的积极回应。傅作义将军听取了市民的要求。中共领导迎合了将军的建议。最后达成了所希望的和平交出城市的协议。
逃脱国民党粗暴迫害
1949年1月31日，举行了隆重的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经受四年多国民党统治、经历40天围困和遭到蒋介石军队胡作非为的北平市民，手里拿着小旗帜和标语，兴高采烈地欢迎解放军。我们总领馆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袖手旁观。他们携妻带子走到总领馆区敞开的大门处，大门上空飘扬着祖国的红旗。约中午时分，人民解放军队伍由南向北沿着广阔的前门大街通过前门，然后向东沿原使馆区主要街道东交民巷行进。
我们刚回到总领馆，电话铃就响了，有人用标准的俄语但带有典型的中国口音找我，但他没有向值班员说出自己的名字：
———齐赫文同志吗？您知道谁在同您通话吗？记忆迅速给我提示了在电话另一端讲话人的姓名。
———叶剑英同志吗？
———是的，我现在到你们那里去。
没过半个小时，叶剑英将军未带警卫坐小轿车来到总领馆。
“看来，你们都生来有福，或者按你们俄国的说法‘生来幸运’”，我们互致问候后叶剑英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通过自己的侦察机构得到确切消息，说国民党驻北平秘密机构准备对苏美总领馆人员采取大的挑衅性行动，时间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的时候。装作本地居民的国民党恐怖分子，要袭击苏联总领馆，杀害它的所有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同时另一伙换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的破坏者，要袭击美国总领馆，枪杀在馆区的所有美国人。策划这次行动的目的，是要挑起苏美之间的战争，因为国民党人认为，只有这种战争才能挽救他们的政权。
叶剑英继续说：“我们一知道这个情况，就让一个特务团进入全面战备状态，一旦需要就派这个团来搭救你们。同时地下党也采取了预防措施。”
我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没有使用特务团表示满意，我感谢叶剑英给予的帮助，并讲了苏联公民在围困时期的艰难状况和国民党人的粗暴迫害。叶剑英立即答应调查抢劫犯，找到并返回被抢走的东西。
与毛泽东交谈
还在1948年6月，应中国东北人民民主政权的请求，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苏联向中国派遣了以交通部部长科瓦廖夫为首的一大批专家，并为恢复东北，然后是华北的铁路交通提供了一切必要的设备。1949年春，科瓦廖夫从哈尔滨来到北平，住在总领馆区的一栋房子里，经常同中国领导人交往。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南推进，铁路恢复工作的物资技术保障问题需要紧急解决。
1949年6月17日早晨，科瓦廖夫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说，毛泽东邀请我们到他郊外的住所共进午餐。当我们乘坐派来接我们的汽车来到距城区20公里之处的一个隐蔽在古松柏之中的宅院时，天色已经阴暗起来。空场上自右至左站着周恩来、刘少奇和聂荣臻。我们同他们互致问候后，刚寒暄几句，中国人就不再讲话了。他们转向左面，面向小桥方向。从小桥上缓慢走下了身材魁梧的毛泽东，他迎着我们走来。我根据画像立即认出了他。科瓦廖夫同毛泽东互致问候后引见了我。毛泽东向我伸出了柔软的手。他长时间未放开我的手，上下摇动，问我多大年龄，什么地方人，在什么学校读过书，做过哪些外交工作，什么时候来到中国的。当时他一直凝视着我。当毛泽东结束了这种独特的“调查”之后，大家跟随他走进右面的陈列室。那里摆放着一张条桌，毛泽东坐在上首，他的右面是科瓦廖夫及翻译师哲，左面是我。
在桌子另一端，工作在积极进行。于是我下决心问问毛泽东如何看待康有为和他的哲学观点以及19世纪末中国改良派的活动。得到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后，我还想弄清楚一个更个别的问题，这就是汉字拉丁化问题，汉字拉丁化是消灭大量文盲的一种手段，我想问毛泽东，他对这项工作的前景怎么看。毛泽东断然地说，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任何字母也代替不了。我向毛泽东讲述了30年代我的老师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同中国学者吴玉章、瞿秋白一起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搞汉字拉丁化的经验。他们曾用这种拉丁化的字母专为居住在城里的中国工人出版了《工人之路》报。文盲很容易掌握不复杂的字母，这便于吸引他们参加积极的社会生活。毛泽东说，他知道这个情况，他在延安时，那里也进行了汉字拉丁化的尝试。但他本人一直对这种做法持否定态度。至此，我们持续一个多小时的交谈结束了。
中国与苏联正式建交
在1949年10月1日晴朗的早晨，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历史性仪式开始前几小时，以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为首的苏联社会团体代表团，乘火车从中国东北抵达北京。总领馆工作人员到车站迎接。使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在列车进站前几分钟，在空荡荡的月台上出现几个军人，他们小心翼翼地搀扶着脸色苍白闭着眼睛的周恩来走来，到我们附近时，周的秘书小声地请我们不要叫醒周恩来，并解释说，因为领导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会议工作，他已经四昼夜没合眼了。
列车刚靠近月台，秘书就叫醒了周恩来。他清醒过来，以歉意的姿态但很有礼貌地同我们打招呼，然后以中国国家名义热情地欢迎苏联代表团成员，对在旅途中生病的法捷耶夫表现出了令人感动的关怀。几小时之后，他又和往常一样，精神饱满、神态端正。周恩来同前一天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广场政府观礼台上。
15时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共产主义运动老战士林伯渠，宣布庆祝仪式开始。国歌和礼炮声结束后，毛泽东宣读前一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会议上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刚刚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的助手韩叙走到我身边，转告了周的请求，让我在未收到紧急信函之前，不要离开总领馆去出席政府招待会。确实，我刚从天安门广场回来，韩叙就来到了总领馆，把正式信函交给了我。信函的内容是：
苏联驻北京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先生：
兹通知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公告。
现具函将此公告送达给您，并希望您转给贵国政府。
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1949年10月1日于北京
我把周恩来的信函译成俄文，紧急发电报给莫斯科。第二天清早，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播送，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在1949年10月2日发给周恩来的电报中通知说：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业已收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本年10月1日之公告，其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政府在研究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后，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保持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意愿，并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故特通知您，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不久，莫斯科通知，任命我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不久，我接到莫斯科发来的指示，让我征询中方是否同意罗申出任苏联驻北京大使。为此，我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周恩来让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稍等片刻，而自己到位于不远的毛泽东办公室去了。15分钟后回来了通知说，政府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大使人选，他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临时代办戈宝权正式通知苏联外交部。
罗申抵达北京时，周恩来亲自到车站迎接，因为苏联大使是外国派驻新共和国首都的第一位外交官。刚刚组建的外交部机关，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已着手制定外交礼仪标准，包括外国大使递交国书的仪式。我还有幸应周恩来之请担任非正式顾问。几天后举行了递交国书仪式。
与刘少奇会晤
1950年2月初，有一次使馆临时代办希巴耶夫要我陪他去中南海见刘少奇，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莫斯科进行会谈（我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罗申也在那里），刘少奇代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职务。
晚上，我们来到中南海政府办公区。我们被引领到刘少奇不大的办公室，这里摆设朴素，灯光较弱。刘少奇用心地听取了希巴耶夫就一些紧迫的经济技术问题所作的通报，作了一些记录，并说所有这些问题将迅速给以解决。然后他询问代办，使馆对莫斯科关于两国签订条约的谈判进程有什么消息。希巴耶夫不得不承认，莫斯科未向使馆通报这方面情况。
而后通常沉默寡言的刘少奇，出乎我们的意料，回忆起他第一次去苏俄的情形，尽管时间很晚了（已过了半夜）。刘少奇以很大的热情评论了俄罗斯人民，认为他们在国内战争和国内遭到破坏的艰苦条件下为培养中国革命者干部创造了所有条件。至此，同刘少奇的这次拖长几个小时的夜间会见结束了，我们返回了使馆。
1950年夏，我携家眷返回了莫斯科。但是那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关、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我终生难忘。
摘自《回到天安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定价：39.00元